1. 军民融合发展基本制度框架-四柱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健全“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在下文中简称为“三大体系”。

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并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6个传统领域和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6个新兴领域。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层面，构成了军民融合发展的四梁八柱。

2. 高新技术扩散-产业网络演化-一体发展的理论框架

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研究如何有效统筹安全与发展。可以先从国防高新技术通过技术扩散形式将隐性知识外化角度来看，国防高新技术的扩散是当前有效拓展我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关键。只有通过扩散路径，技术创新才可能会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张的基础。国防高新技术扩散使得创新性知识在不同创新主体、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转移和流动，使得创新成果产生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战斗力和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具体情况如图所示。

微观层面，通过加速技术扩散，有效利用全球创新主体的成果，提升经济主体吸收和应用高新技术的能力，激发增长潜力，使得我国发展的生产前沿从P1扩展到P2。《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健全“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下文简称为三大体系）。军民一体发展的三大体系，是微观层面军地各类主体在围绕知识、技术的互动中形成的非正式规则制度化，是从制度演化角度来剖析如何使隐性的、非正式的合约和规则显性化、规则化，形成正式化的“组织管理-工作运行-政策制度”三大体系力量促进国防高新技术在军地间相互扩散，助力彼此发展。

中观层面，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中先后提出“6+6”领域，引导产业结构跃迁。第一个“6”包括基础设施、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六大传统领域，第二个“6”涵盖海洋、太空、网络、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六大新兴领域，共同助力我国产业网络构建和结构跃迁升级。从国家产业布局角度来剖析如何精准聚焦资源，促进我国在全球产业森林中分别向产业链龙头、供应链纽带、价值链枢纽跃迁。这体现为我国的生产前沿由P2扩张到P3。

宏观层面，从军民一体发展角度来理解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牵引”军民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擘画“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宏伟目标，引领高质量发展从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构建这一发展目标角度，剖析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时要走什么样的路。要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的引导下，聚焦高国防转换能力来构建发展新动能。不能再“急功近利”式的继续进行房地产投资、加工组装、原材料出口等低端化国防转换能力式经济增长，而应该兼顾安全与发展，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推动国防高新技术充分发挥其军民两用属性，技术溢出进入社会生产环节中培育发展新动能，这个过程体现为我国的生产前沿由P3扩张到P4。

综上所述，本文探索构建“高新技术扩散-产业网络演化-一体发展”机理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3. 军民融合“三大体系”外化技术转化应用的隐性知识

“组织管理-工作运行-政策制度”三大体系，通过显性化策略扩散传播隐性知识，构建多元激励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经济领域、国防领域与高新技术相关的人才、资金、信息等资源要素的交流共享，加强军队和地方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联合协作、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军民融合“三大体系”是消除隐性知识壁垒、加速高新技术扩散的基础性工程。“三大体系”包括“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大体系尚未实现资源要素的按需流动，军民一体的国民经济大循环尚未打通。“三大体系”的构建，正是逐步把国防经济和民用经济分割状态下各自隐性知识显性化，并作为基础性机制固化下来的过程。军民两大体系中存在的内含性组织知识具有默会性、情境性、文化性等特点，难以规范化、难以言明和模仿、不易交流与共享。经济体系层次拥有的隐性知识是在对政府、军队、军工集团、配套民企、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类利益主体的知识有效转化、整合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涌现出单个利益主体所无法具有的知识特质，这些军民两大体系层面的隐性知识难以清晰说明，但却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军民融合横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大系统，涉及党、政、军各方力量，涵盖企业、区域、领域、国家四大维度，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军民融合“三大体系”构建既要深入调研、访谈、倾听，鼓励各类主体共享经验，群化（Socialization）隐性知识，也要积极利用先进技术手段，通过知识挖掘、专家系统、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新理念新方法，外化（Externalizaiton）隐性知识，从而在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显性知识体系，固化到“三大体系”之中。从这个视角来看，构建“三大体系”是全局性、基础性的奠基工作，是激发高新技术扩散，实现创新驱动的供给侧结构性制度改革基础。利用军民融合各群体智慧，促进组织创新，从而解决军民融合发展培育新动能这一系统复杂问题。

4. 军民融合“6+6”领域引导产业结构跃迁

“6+6”领域以国家产业政策形式，推动相关领域国防高新技术向民用产业领域的扩散和转移，加强利用民用领域高新技术发展高精尖武器装备，统筹和引导军地产业演化方向，特别是通过六大新兴领域产业助力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演进路径取决于高新技术的发现。Hidalgo R(2007)基于全球贸易数据刻画了产业网络，并阐明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网络中演进规律[ ]。在全球经济运行体系中，不同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和产业生产要素结构相似度共同决定着全球产业网络。全球产业网络又被学者称为产业森林、产业空间。全球产业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产业；两个节点间存在连线则意味着这两个节点所代表的产业之间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即外围节点为中心节点提供原材料；节点大小代表该产业的年贸易量；连线间距刻画产品的相似度。全球的产业网络呈现以下特点：产业网络的边缘节点稀疏而中心节点繁密，边缘的节点所代表的产业产量小，而中心的节点所代表的产业产量大。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不同位置。发达国家往往占据了高级工业品等高附加值、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落后国家则占据着原材料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的产业。而不同国家所处的位置由最原始的自然要素禀赋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共同决定[ ]。高新技术的扩散，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产业深林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跳跃，从而逐渐靠近产业森林的中心地带，进而掌握关键核心要素。绝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一直困在农产品和原材料等低附加值的产业中，一直处于全球产业森林的外围；而亚洲四小龙则抓住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步吸收高新技术，从而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向产业森林的中心地带靠拢。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把“6+6”领域军民融合发展作为产业政策重要内容，是我国在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环境下，面临以美国贸易战为典型代表的激烈国际竞争背景下，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路径和手段。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涉及的国防建设和高新技术发展是两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由于国防建设和高新技术研发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品等特征，其投入成本和潜在收益不能够通过市场价格来体现，导致资源误配。单独依靠市场力量不仅会存在上述市场失灵现象，还会自我强化进入路径依赖的非最优均衡。这种自我强化的均衡往往成为了重大技术创新的阻碍。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仅仅需要客服市场失灵，还要动员组建、指引激励、监督导正各类市场主体，跳出市场自发的“静态均衡”，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特别是重大技术变革，创造新市场，引导国家向产业链高端演化[]。

“6+6”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是国家对投资和创新活动的“预见性”战略，是在我国既定政府组织类型和结构的前提下，是在充分考虑战略风险和机会成本，统筹各部门决策而形成的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最优发展方向。政府作为投资引导者和市场创造者直接进入“6+6”领域涉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直接性科研生产活动，加强“军政产学研用”等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协同，同时这些政府行为作为信号显示机制，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实现风险共担，引导各类资金、要素汇聚，加强高新技术研发和商业化各个环节方向性的指导和协调[]。最终，通过塑造和创造“6+6”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技术、新部门、新业态和新市场，变革技术经济范式[]，从而在全球产业森林中避免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实现动态性跃迁。

5. “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牵引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牵引我国发展的总体设计，是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指引，牵引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总方向。积极培育战斗力与生产力相互促进的发展商业模式，坚持科技创新和建设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核心地位，加速实现科技强军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构建培育我国安全与发展一体化新动能的长效增长机制。实现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目标，通过“政府-市场”协同，同步实现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双重提升，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所需要的新动能。

安全困境中的军备消费矛盾。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使得国家必须保持军事力量并使得国家在对抗中不处于劣势地位，通常情况下这种军事力量不会使用，即“备而不用”。这种备而不用的军备投入，会带来常备军和军费消费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军事活动越来越专业化，变得越来越突出。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专业的军事人员，都存在着比例越来越高的专门化投资。交易成本经济学大家威廉姆森提出资产专用性理论认为[]，资源在用于特定用途之后，再用于其它的目的就会使得其价值降低。军备消费对军事能力建设是必要的，但是军备消费中的精神磨损对国家的整体财富积累来说是无谓损失。军备消费的精神磨损是国防科技进步和军备闲置双重因素造成的，只要人类社会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只要大国安全困境存在，只要国防高新技术持续不断进步，军备物质磨损缓慢与精神磨损剧烈的矛盾就是各个大国必须面对的关键议题。总结来看，军备力量消费的矛盾会伴随国防高新技术的进步以及战争方式、规模的不断演化，变得不断加剧。特别是现如今以威慑性战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条件下，军备力量既要消耗大量本可以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循环利用资源，还会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这种矛盾需要找到持久有效的解决办法。

破解矛盾需要打通国防高新技术向发展新动能转化的国内大循环。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技术可能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些问题，但技术同时也在随时随地解决问题，人类恰恰拥有管理和控制技术的能力，运用技术必须在一定的边界范围内。“科技向善”也成为了大型国防高新技术拥有者们的共同愿景。国防高新技术在履行完其杀伤力生成的职责之后，转向提升生产力的新动能就成为了必然。破解矛盾的最佳选择就是促进国防高新技术向发展新动能转化，关键是如何促使其重新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实现对过时即将被淘汰的军备进行改造并生成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益的新型生产力，推动国防高新技术在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的情况下继续开发成为新的发展动能。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趋势来看，国防领域新技术催生带动新兴产业进而培育发展新动能，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有大国博弈的要求，又有当前周边环境的要求，更有海外利益拓展的要求。培育发展新动能很重要，要有新动能就要有新产业，新产业中技术又是核心。新动能，涉及技术溢出或者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科技和产业领域，统筹战斗力和生产力的重点、核心和关键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

国防高新技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一般过程。国防高新技术从基础研发到投入应用，一般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需要持续不断的大量资源投入，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可以循环利用的产品等物资，生成更大效益。但与此同时，由于当前的国际国内客观形势要求，投入资源产出的军事装备很可能长期处于“备而不用”状态，这种矛盾只有通过将国防资源“逆向开发”，即国防高新技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方式解决。把满足安全需要并且从经济社会发展中提炼出来的国防资源，通过某种技术创新和经济手段重新投入社会进行再生产。国防高新技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一般过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用来培育发展新动能的资源不是一般资源，是首先用于安全领域的依托国防高新技术所生成的国防资源，包括知识、物质和劳动等产品资源；二是这种国防资源本就是从民用资源投入后产出的，因此培育发展新动能的过程其实是国防资源形成的“逆向”过程；三是国防资源的逆向开发是需要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回炉再造”，实现对此系统的再投入，并不是单纯的在空间、时间上转移就能实现的。

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运用国家战略资源，重塑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体系，达成国家战略目标。具体体现为国家的经济能力、军事能力、科技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制度变革能力、战略谋划能力以及民族凝聚力等。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由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输出和生成，最终是为了应对国家面临的各种内外部挑战。军民一体发展是一个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军民一体化指“军”与“民”在实现深度融合时所体现出的高度协同性、兼容性、互动性的良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和国防两大体系能够充分实现建设规划统筹、发展进程同步、资源配置均衡、要素有效互动、政策制度兼容、组织实施统一。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大框架下，重塑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体系的过程。通过战略体系重塑，大幅提升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新兴领域竞争、军事战略威慑、动员应急、国际规则主导等战略能力，进而实现国家发展和安全统筹谋划、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整体推进、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一体运用，达成国家大体系集成效益和国家战略收益最大化。

美国发布的国防技术转移计划报告《National Economic Impacts from the DoD SBIR/STTR Program 1995-2018》对其成效进行了评估。

美国国防高新技术培育新动能主要的成效体现在产出、就业、劳动收入、增加值、税收等方面。根据TechLink技术转移中心的一项研究统计[]，美国国防高新技术转让项目产生了重大经济影响，从2000年到2017年间，仅仅国防部专利许可协议这一单一渠道为美国经济创造了约580亿美元的总贡献（包括销售、创造就业机会和其他下游影响）。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利兹商学院的商业研究所（BRD），利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对新产品和服务销售产生的总体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国防高新技术对发展新动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出、就业、劳动收入、增加值、税收等五大方面。该团队研究了16959份合同和4412家企业，分析了1995-2012财年期间启动实施的国防部中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第二阶段合同，发现国防高新技术转移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1995-2012年国防部中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的总体经济影响预计高达3470亿美元，这意味着国防部的小企业研发项目投资取得了22:1的回报率。重大的经济产出包括：创造了15082951个工作岗位，相当于每年65578个岗位；劳动总收入1110亿美元，相当于每份工作产生收入73461美元；以及上缴给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当地政府39亿多美元的税收。

在总体经济影响（产出）方面。产出是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产品或服务（包括中间产品和服务）的总值，无论其是否用于未来的生产或消费活动。国民经济产出概念是宏观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产出与经济影响分析的联系十分密切，是经济影响研究中引用最多的概念之一，它表示总体经济影响。

在增加值方面。增加值是企业的产出和中间投入成本之间的差。换句话说，增加值是产品的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当一家公司从其他公司购买物资和服务用于产品生产，产品价值超过所消耗的物资和服务的总和。这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增长被称作“增加值”。根据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模型的预测结果，增加值等于企业的销售收入总额（加上或减去库存调整）减去企业购买的、用于生产待售商品的物资和服务的成本。产出和增加值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产出包括中间财的价值，而增加值则不然。许多经济学家更喜欢将增加值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这是因为：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产出乘数需要计算投入价值。

在就业方面。就业是根据产出预估层次得出的就业岗位数量预测数据，并且用“工作年”（一项全日制工作，持续一年）进行表示。研究团队发现，在本项研究中，从1995年到2017年的23年期间，国防部中小企业技术转移合同产生的就业总量为1508295个工作年，相当于每年65578个岗位，其中主要包括：直接影响360508个工作年（相当于每年15674个岗位），间接影响453365个工作年（相当于每年19712个岗位），诱导影响694422个工作年（相当于每年30192个岗位）。

在劳动收入方面。劳动收入包括向员工支付的薪水（周薪和月薪，包括津贴）和经营者收入（自雇人士获取的收入）。研究团队发现，在本项研究中，国防部合同产生的劳动总收入为1108亿美元，其中主要包括：直接影响430.3亿美元，间接影响321.5亿美元，诱导影响356.3亿美元。按照每份工作的劳动收入或平均薪水划分，在直接影响类别，薪水为119357美元；在间接影响类别，薪水为70904美元；在诱导影响类别，薪水为51302美元。

在税收方面。研究人员对国防部中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提供的160亿美元研发资金及后续产生的121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产生的税收，包括它们在整体经济中的直接、间接和诱导影响，进行了分析。税收包括社会保障税和医疗保健税等社会保险税（由雇主、雇员和自雇人士缴纳）、个人所得税、机动车许可税、房地产税、企业所得税、分红税和企业间接税，主要由特种消费行为税、房地产税、各种费用、许可证和营业税等构成。由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当地政府收取的税收总额预计达到394.2亿美元，其中包括：由研发活动和后续商业活动直接产生的134.8亿美元的税收收入，间接影响产生的112.2亿美元，以及诱导影响产生的147.2亿美元。

微观层面，关注军地各类主体的以技术扩散为核心的学习行为、研发竞争、装备采购等；中观层面，关注市场结构变化和产业动态演化，涉及国防工业改革、国家产业布局等；宏观层面，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和导向。从整体上来分析以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国家资源统筹配置问题。微观个体围绕新技术在投资、研发、生产、销售等全寿命链条各个环节的交互，促使中观产业结构调整演化，进而使得各类增长模式在宏观层面上涌现出来，形成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三个层面涉及的各个议题既是安全与发展一体化本身必须层层破解的，又是新旧动能转换要面临的，是我国发展壮大必须同时破解的体系化难题，要全盘考虑、系统解决。基于此，本文提出国防高新技术扩散-产业网络演化-一体化国家发展概念性框架，试图把这几者纳入同一个逻辑体系，探索其内在规律。